郑也夫：中国的信任危机

关于信任问题，是我近几年来投入精力最大、时间最多来研究的问题。我做了三年的研究，在人民大学这个课讲了三个轮次。最后一次写成了一个手稿，但是出版的过程异常艰难。

这些年我一直在不停地写，对出版界来说也不算陌生。但是，各家出版社一开始都是说很好，但是仔细看之后都要求修改。一共走了20家出版社，这个手稿走遍了全国各地，一路红灯。

我的文章早在杂志上都全文发表，但是出书时，出版社都说书和杂志要求是不一样的。

信任的研究呢，在国际社会学术界没有太长的历史。

但是近10年来，一下热起来。虽然对信任的研究没有太长的历史，但是对信任问题的关注，却可以追溯到极其久远的过去。几乎可以说，世界上每一支大的文明，在其轴心时代，也就是它的奠基时代，最重要的代言人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。

就举东西方两个最重要的文献，《论语》中“信”字使用了38次，在与道德有关的字眼中，它的频率高于其他很多重要美德的字眼，它高于“善”、“义”、“敬”、“勇”、“耻”、“诚”。

在这里举孔子最有代表性的三段话，“吾日三省吾身——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这是旧时代以及新时代读书人都知道的话。第二段话，“子路曰：愿闻子之志。子曰：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”就是孔子一个很有名的弟子子路问，愿听听老师谈自己的志向，孔子说，我的志向就是老年人可以依赖我，同龄人可以信任我，少年人可以怀念我。还有一段话子贡问政，子曰：“足兵，足粮，民信之。”子贡又问：“逼不得已而去之，于斯三者，何先？”子曰：“去兵。”又问：“逼不得已而去之，与斯二者，何先？”子曰：“去粮。”将“信”提到极高的高度。

《圣经》中我们不再举例，但 trust 和 confidence 也出现不下几十次。 

下面我们开始谈现在的信任研究。简述一下信任的定义。首先解释一下我的演讲，我这里讲的是社会信任，不是政府信任。信任关系包含三种性质，第一个性质是时间差，如果当即交货，就不存在信任问题。时间差是是否存在信任问题的前提。第二个性质是包含不确定性。第三个性质是当事者没有客观的根据绝对相信你。信任是一种态度，是一种主观愿望，表示愿意相信包围它的环境、周围的世界、和他合作的人和行为。 

▍当代学者对信任研究的两大论点

第一大论点是一个德国人，叫卢曼的观点。

卢曼是德国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。他认为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。人类在生存当中有很多策略，信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策略。简化机制不仅仅包括信任。

为什么人类的生活需要这些简化机制呢？因为包围人类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太复杂了，要应对如此复杂的环境和对手非常困难，必须找出一些简化机制来对应。比如说我们的语言系统就是一个简化机制，货币系统、学校考试的分数系统等都是。

先说语言系统，它出现是因为世界太复杂了。比如说身体不适，你可以说疼。但是头疼、胃疼、烧伤和受到暴力袭击的疼是不一样的，只有通过细致描述才能区分。通常只用“疼”一个字就表示了。再比如说，“红”细分有很多种，中国有句俗话说“百红千绿万种灰”，我不是要讲色谱，而是说明，语言是一种简化系统。

货币也是简化系统，简化了我们的交换，这就不用说了。分数也是一样，如运动场得了冠军，严格的说，百米赛跑这次拿冠军，并不是永远的冠军。再比如考试高了几分，并不说明你的能力强。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。我们没有一个录取机构，花很大的精力来考察，不得已只好用这种简化系统。

卢曼说我们的生存需要很多的简化系统。信任也是这样一个简化系统。信任将包围着我们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变为一个二元的预选：可以相信还是不可以相信。

我很钦佩卢曼的信任理论，他的书《信用与权力》，我读了两遍，也就读懂80%～90%，我认为这本书的思想含量很大。其实一部信任研究的历史，古人三两句话已经包括了它的含义，比如说，俗语“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”。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如果信守这种告诫，是有用处的。从这句话中，可以表达卢曼的观点。

信任断然没有帮助我们消除风险的作用，但是信任可以帮助我们勇敢地跳入不确定性中。那么我可不可以不合作呀？你可以不和张三、李四合作，但是你不可能不和所有人合作。你必须选择一个。但时间又不允许你一个一个考察。信任就会帮助你勇敢地跳入不确定性中去。 

第二个理论是关于信任结构的，不是一个人提出来的，是由一些人提出来的。所谓信任结构是指，这种信任和那种信任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构成的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你凭什么而相信它。

吉更斯概括了三种信任，一种是人格信任，另外一种是非人格信任或系统信任，系统信任又可以分为两种，货币信任和专家信任。

下面分别说一下三种信任的结构。

人格信任是因为熟人，直接或间接地知道他的情况。熟人当中为什么有些是可信的，第一个理由，和熟人打交道是重复博弈，使得人们不会轻易地背叛，因为欺骗别人的结果就是等待报复和惩罚。最好的一部讲这个的书是《合作的进化》（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）。

第二个理由，熟人你知道他的历史，由他的过去推断他的今天。由昨天看今天，由今天看未来，这样的思想方法用严格的逻辑学看，是有疑问的。一个人的昨天是说明不了他的今天的。但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。通常人们的世俗生活和逻辑学是有出入的。

货币信任的结构，最早的一种理论是贵金属理论，后来熊彼特等将贵金属理论颠覆掉了，他认为货币为什么被相信，根本不是因为贵金属，纸币之所以能在社会中扮演这样功能，就是因为生活当中多次发现它管用，人人都接受，就可信了。

货币的信任结构是从众。人类的合作就是从人格信任开始的，然后逐渐扩大的。社会生活的展开把我们驱使到陌生的地方，就必须靠货币。在陌生的地方，除了靠货币，还要靠专家信任。

这第三种信任结构也是现在日常生活中流行的。比如说得了病，就要找专家来看病。我再说一下专家系统因什么相信。这个系统是三位一体的，第一，这个系统是科学的系统，相信专家系统的前提是相信科学。

第二，这些科学系统的专家们，跨过了一个门槛，有入场证，至少大学毕业，之后还有同行之间的评议。专家系统和货币和政治上的民主不一样，后两者都是大众参与，但是专家系统不一样。我们要知道，科学和民主是很不一样的。民主是大众说了算，科学相信精英，是排斥大众的。

第三，专家评议。比如说，协和医院有主治医生，教授医生，这是专家评定的，为什么要专家评定呢？是因为这个系统的特殊性。普通人和专家们信息不对称，我们没有能力去评议，只能相信专家们的评议结果。但是社会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评价系统。再比如，刚进校的学生没有能力评议教授。为了使病人和学生少走弯路，需要这样的专家评议。靠这个东西来建立这样一种信任机构。 

我先说第一个系统，即货币系统的问题。货币信任我只讲一个——借贷。借贷就是社会物质资源的优化组合。眼下我缺少物质资源，如货币你借给我，解决了我的生产、消费问题，我给你利息。借贷和货币一样，先天就带有风险。自古以来，有借贷就有还不上的，随之有了惩罚，惩罚有过度的时候，于是跟着又有了对惩罚的讨伐。

下面我要说的是，中世纪有两部作品，西方一部，中国一部，都是讨伐债主们去惩罚别人的，一部是莎士比亚的《威尼斯商人》，另一部是中国的《白毛女》。为什么说《白毛女》是中世纪的呢？从时间上看不是，但是从性质上看是中世纪的。

两个作品极其相似，异曲同工。两个作品的打击对象都是三位一体的。一、该戏剧的被讨伐对象是一个另类，一个属犹太商人，一个属地主阶级。二、都是高利贷。三、侵犯人权。

这真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前些阶段，听一些年轻人看完《白毛女》以后，说，他欠了人钱，管他要，没错啊。我听了以后很震惊，年轻人的道德到了如此地步，麻木到这种地步。对侵犯人权的讨伐是没有疑问的，你有债权，也不能要人命啊，也不能强抢民女啊。

三位一体的讨伐是站不住脚的，应该分着说，否则容易说得很模糊。是不是坏人，现在这个很难说了。说侵犯人权是不成的，还不上债，该注销就注销，自己反省去吧。在国外，如果一个贷款员，100%回收，最后总经理做鉴定的时候，说工作较好，因为你不敢搞风险投资，不鼓励新兴科技。

第三点，高利贷，我先不说高利贷，先说贷款要不要运行。革命年代，由于各种宣传，人们认为贷款是不好的，但是如果没有利息，全社会就没有大宗的贷款了。于是缺钱的人也损失很大，有利息还能借着，没利息连借都借不到了。

马克思说，高利贷之所以产生，是因为信息的封闭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你三分利、五分利借，别人一分利，那样就没有人借你的了。现在已经不是封闭的阶段了，所以说，高利贷是个历史的产物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们因为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的宣传，进行情绪上的轰炸，最后我们长期形成的观念，借钱应该没利息，借钱不还钱是被压迫者的权利。

1949年到改革开放，我们一直没有借贷存在。其实借贷是一种很古老的行为。30多年来我们不知道借贷为何物。天空上飘着的是造反有理。久而久之，形成了三角债、五角债。因为经常借钱不还，中国熟人之间也没法借钱，造成了很多恶果，例如，在中国没有畅销杂志，中国没有畅销书，中国畅销书卖出的份数在美国看来，很不值一提。美国第一畅销杂志能卖出2000多万份，中国的最畅销杂志《半月谈》只能卖几百万份。

畅销书差得更大。原因不是杂志做得不好，有什么样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受众，而是因为推销的问题，推销出问题又是因为借钱不还。书是风险比较大的东西，书，不像其他商品，它每一次都是新品种，所以一定要寄销，也就是先来书，后给钱。所以给书只给熟人和长期的合作伙伴。所以书商们只能压缩销售范围。中国没有一个大型书店或书商能说他覆盖了全国市场的十分之一。 

下面我讲第二个系统，即专家系统的问题。专家系统和一般人信息不对称。专家系统评价出谁髙谁低，给一般人提供一个捷径。但是我们的专家系统一塌糊涂。首先学历上就有问题，我在人民大学，它的社会学系一向是100%通过。我问过一个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，他们是50%通过率。如果能通过，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做到全世界没有失业的。毕业答辩，职称评定，都有很多荒诞的事情。我本人早已不参加职称评定，因为此游戏太肮脏。 

最后一个领域，人格信任。我谈一下传销和杀熟。我借了几十本书，研究了一下传销。传销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销售方式，它在西方很健康地有效地在进行着。当然，在西方传销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事故，但是经过整肃，至今很健康地进行。

传销有三个原则，一个是不收入会费；第二是七天内无偿地、不收任何手续费退货；第三，不可以从发展的人那里获利，只能从他卖的货里获利。有这三条保证，如果忠实履行的话，传销不会出什么大的差错。应该再加一条，欺骗止于忍者，就是要有基本道德。被骗了自认倒霉，权当交了一次学费，而不能转嫁欺骗，如果不转嫁，传销就不会传染。我们这里所以能扩大，就是因为转嫁于人，甚至转嫁给熟人。

我的书之所以难出版，就是因为最后一章——《走向杀熟之路》。很多人面临传销这样的灾难性事件，把账算在市场经济上。我在人大今年开一个课，主要批评市场经济，看市场经济的有限性、盲点，但是传销不是因为市场经济。

传销的老账应算在民族道德的丧失。我追溯到两个根源。一个，杀熟的根源。每个文明的建立都是开始于熟人之间的和睦信赖，由熟人之间的和睦扩展到生人之间的和睦信赖。没有一个民族在开始出现的时候，不把熟人之间的关系牢牢地做实。

杀熟是两个因素造成的。一个是单位制，应该说在一个单位合作是缘分，有共同利益，应该同仇敌忾。但是我们的单位制是一种非常荒诞的分配制度，单位曾经是无所不管。单位大头使用的是非货币的报偿，但是非货币这一头差别非常大。我们的这种分配方式包得太多了。除了分配，单位还管道德的判定。

列宁开创个人和单位结合之前，没有这种制度。马克思时代，人们是因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，自由组合，没有和单位挂钩。在党成为执政党时，个人就和一些单位结合在一起了，很难分配公正。单位中熟人出现反目。

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们运动中有很多批评、自我批评和揭发。批评和揭发只能是针对熟人。这是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的。有一个大思想家说过，文明像一张薄纸，野蛮随时可以闯人。文明像一张窗户纸，一捅就破。

这是我们的生活底线，绝对不能轻易捅破。当我们市场经济中出现传销，我们开始杀熟的时候，我说，这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你不能怨这根稻草，杀熟的先河早从单位制和揭发里就已经做实了。 

▍重建信任，我谈三点
　　

第一，以制度促进人们追求长期效益而不是短期效益。怎么做到这点呢？两个手段。一个手段，产权。张维迎教授也研究这个。 
　　

当追求长期效益的时候，就要注意自己的声誉，不会骗人了。但是追求长期效益，不只需要产权，还需要记录。

我们的晋商生意做得非常好。何以做得好，因为有借贷。山西商人做生意，如果借了钱还不了，就把中人叫来，欠债的人给债权人磕三个头，这笔债从此销了。但是欠债的人从此隐姓埋名，不准再做生意。这是个熟人社会，你欠了钱熟人都知道。

现在在一个生人社会，就需要有记录一直跟着你。以前我们的档案非常周密，但是我们非常片面地使用档案。我认为，档案应该为全社会服务，档案应该是公开的。现在大家都说海尔做得不错，我是最早为海尔宣传的人之一，它的一些规则定得不错。如果哪个元件坏了，每一个环节都有记录，都能够查到。有记录，人们就会在乎自己的名誉。 

第二，增加专家的可识别性。前面提到了专家系统的评价不得当。我们说过档案，这里说专家系统，结合起来说一点，我认为，匿名制和实名制要共同使用。匿名制最初产生是为了有效投票。

比如要选一个班长、支部书记，直接举手不成，因为有一个情面的问题，甚至是会吃亏。为了防止熟人之间的裙带关系，国外的杂志实行匿名审查。但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一个道德不好的人，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。

我在人大的时候，一个书记让我提一些建议。我说，匿名制是必要的，但是不要搞充分的匿名制，而要搞有限的匿名制。比如说博士生答辩，各委员的答辩评议拿一个信封封存，三年以后解密。

我说了这个主意后，我们那个书记认为这个建议很好。他说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上海一个出版社要出一本博士生论文集，请教授推荐，结果所有的博士论文都推荐来了，评语都很好。出版社后来要求把评语放在出版后的论文的首页。结果很快就有教授要求退回评语。

西方匿名制在这里行不通。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，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古老的民族。这不是一个少年的意气风发的天真的民族，这个民族基奠于巨大的智慧，巨大的博弈的智慧，在这个民族里玩得通的制度放诸四海而皆准。西方玩得通的制度，拿到这儿来，这个民族里的高手给你颠覆了，让这个制度貌和神离。 
　　

第三，政府的作用。首先说消极作用。你可以读一下富山的书。他说，政府是没有能力建立信任的，我说的是社会信任，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长期的文明、文化养育出来的东西，是无价之宝。

政府是没有能力建立信任的，就像政府没有能力创造该民族的文明一样。反过来说，政府却有能力摧毁该民族的信任。因为我们说很多东西要靠制度保证。比如一开始我们有很好的信任，投票选教授等，但是后来空子越来越大。但是政府的一些不好的措施会对信任有害。

比如1949年后，我们取消了借贷，所以大门一打开，我们都不知道借贷为何物，不会过这种生活。如果借贷没有中断的话，一个民族就肯定有办法应对不还钱。就像骨折了以后打了石膏，好了以后，要重新学走路。还有一点，政府破坏了民间社团。信任从根本上说，是民间社团建立的。 

最后，展望一下。中国的信任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危机，我认为信任的恢复，从时间上说，最小的时间单位是代，不要说是三年、五年。悲观和乐观嘛，肯定是两个可能性都存在。乐观地说，一两代以后看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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